香港從2019年3月開始啟動一連串反對《逃犯條例》修訂草案運動，民眾從示威遊行、佔領建築物與立法會以及機場、發動「三罷」(罷工、罷課、罷市)等行動，持續對於香港政府進行抗議與施壓，使得香港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於6月15日宣布無限期暫緩修訂《逃犯條例》草案。
惟民間人權陣線等組織仍陸續發起多次遊行抗議活動，8月底之際也發生最為嚴重暴力衝突，並且這些事件被視為從1997年香港回歸中國大陸後最為嚴重政治抗議事件。在國際層面，七大工業國(G7)表態根據1984年的《中英聯合聲明》(Sino-British Joint Declaration)支持香港一國兩制的框架。實際上，中國把香港視為「一國兩制」的示範區，並憂慮外部勢力挑撥陸港關係，尤其美國啟動與中國間之貿易戰，北京除憂外國會大力介入香港事務，更憂外部勢力以香港作圍堵中國大陸的基地。
於是要問的是，從1997年香港回歸中國之後，中國大陸對於香港政策主軸為何？近來一系列的抗議運動對於香港民主發展前景為何？以及港府未來所面臨挑戰。
中國大陸治港政策從不干預到有所作為
2003年的七一大遊行，讓中國大陸對於香港的政策從不干預到有所作為。並且從2003年開始，北京為提升香港經濟發展與中港更為緊密關係提出多項相應政策，例如，允許自由行和啟動《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CEPA)等政策，再到2017年簽署並推動《深化粵港澳合作，推進大灣區建設框架協議》，以及在2019年2月公布《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希冀藉由經濟合作達到地理乃至於政治的高度整合，實現涵蓋香港與澳門的「全國統一市場」之目標。
近年來中國大陸面對全球化之發展，多方面「充分利用」香港，但在香港民眾眼中，香港GDP的提高卻代表中國大陸勢力介入日深。從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發生之後，中國大陸與香港的經濟關系發生微妙的變化。在這之前，中國大陸之外資多以港資為主，貿易出口在相當程度依賴香港作為自由港之身份。而從2001年12月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之後，香港與大陸形勢完全翻轉，港澳兩地對中國大陸之經濟依賴漸深。
中國大陸在十三五計畫當中，指出香港在中國大陸國家發展戰略之功能與定位，北京支持香港鞏固和提升國際金融、航運、貿易三大中心地位，參與國家雙向開放、「一帶一路」建設等，加上CEPA進一步深化內地與香港的服務貿易自由化，以及國家推進深化泛珠三角區域合作，讓香港企業進入中國大陸不同經濟及服務領域，最終讓香港與中國大陸形成緊密的聯繫關係。
此時，中聯辦也增加對於香港青年工作。前任香港行政長官梁振英在2014年「佔中」發生後強調要做好青年工作，2015年解放軍駐港部隊協助舉辦香港青少年軍總會相關活動，並直到2019年8月，解放軍駐港部隊已開辦九屆「香港大學生軍事生活體驗營」，強調香港駐軍重視青年工作。在2018年時，中聯辦主任王志民在會晤解放軍駐港部隊司令員譚本宏時表示，將開展香港青少年國防教育，參與新成立的制服團體青少年軍總會。
2017年中聯辦副主任陳冬在《人民日報》為文指出，將切實做好香港青年工作，培養「一國兩制」建設者和接班人。20018年11月，習近平也表示，「社會各界要為港澳青年發展『多搭台、多搭梯』，並提出要幫助他們解決在學業、就業、創業等方面遇到的實際困難和問題，創造有利於青年成就人生夢想的社會環境」，上述之政策與作為皆凸顯中國大陸方面培養青年與重視青年事務。
此外，香港經濟發展需要與中國大陸合作。上海自由貿易區與前海貿易區已帶給香港壓力，中國大陸內地正面臨經濟轉型與工人不足問題，以及廣東的「騰籠換鳥」政策，然而香港擁有龐大的外匯儲備和豐厚的財政盈餘，但是必須找到新的增長動力，才能進一步發展。中國大陸的十三五規劃對香港未來發展提出更為清晰發展定位和更大的支持力度，表明中央多方支持香港發展，但是香港自己也要思考，如何發揮優勢，如何結合中國大陸發展的快車。
於是香港在與中國大陸融合過程當中，大致有兩項對立觀點。一是在中國大陸經濟快速發展過程當中，香港應加速與大陸進行整合，直接參與並獲得中國大陸經濟發展成果。另一觀點是，香港仍應發揮城市角色地位，仍然作為中國大陸離岸貿易中心地位，減少對於中國大陸經濟乃至於政治依賴，並且兩制應重於一國，而不只是作為大陸眾多城市或自由貿易區的一個大城市。
香港未來民主與經濟發展
香港的民主存續，正是香港做為世界金融中心與中國對外門戶之關鍵性角色。而在香港多次爆發示威抗議活動後，香港對北京的重要性已不如過去一般，上海或深圳可能取代香港成為中國大陸的金融中心，外資銀行正看到上海與深圳自由化與開放化的趨勢，最終可能將讓香港被邊緣化。
中國大陸前國家副主席李源潮於2013年7月接見香港青少年訪京團時提提及香港與大陸之間的關係，認為「祖國興，香港才能興；祖國衰，香港一定衰」，認為香港的經濟發展實依附於中國大陸，北京政府對於香港政策已初步達成中港融合的目標。而香港刻正面臨「兩海」的挑戰，一是上海自由貿易區的建置，二是廣東深圳前海朝向自由貿易區轉型的挑戰，前者改革主要集中在金融領域，包括允許金融市場利率自由化、人民幣資本項目可進行先行先試、允許設立外資銀行以及民資與外資合辦銀行，以及允許設立有限牌照銀行等，後者則肩負著「推動人民幣國際化任務」，兩著皆可能危及香港做為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
香港的多數製成品來自中國大陸，並且中港在經濟層面已高度融合。是以，香港極易受到全球貿易不確定之影響，這些不確定性來自美國與中國間之貿易戰與匯率戰、歐盟與美國等主要出口國等因素。於是說，反對《逃犯條例》修訂草案運動不無港民疑慮未來香港經濟發展。
從長遠角度來看，香港近來一連串的抗議示威活動，不可避免導致政治不穩定性與社會的不安全感。在政治上而言，未來幾年香港的政治環境將擺盪在穩定與對抗之間，一方面北京將更為支持香港行政長官，並將積極落實粵港澳大灣區計畫，另一方面，香港民眾或許在反送中事件平緩後，進一步要求落實行政長官的「真普選」，將形成民眾與政府間之對抗，這可能對香港的長期社會穩定產生負面影響，這也是中港關係長期的不穩定性因素。中國大陸方面會持續堅持對於香港的管治權，以及確保「愛國愛港」、「權在中央」、堅持「一國」等原則。而在商業運作上，儘管近來香港普遍發生抗議運動，但卻民眾生活為構成真正威脅，但是群眾運動可能阻礙供應鏈或物流網絡，進一步擾亂商業運作。
觀察未來香港民主意識的發展，香港政府正面臨認同性危機：港民不信任香港政府，北京對香港政府不具信心。從2007年的「反對人大否決普選遊行」、2008年的「爭取2012雙普選大遊行」、2014年的重奪「公民廣場」行動與雨傘革命，再到反送中運動，香港民間自主意識逐漸覺醒。香港大學民意網站在6月17日至20日的調查當中顯示，約有60.2%民眾不信任政府，並且認為自己是香港人躍升至52.9%的新高點，而香港民意研究所在7月31日所公布的資料當中，有68%民眾反對修訂逃犯條例。
香港政治與社會如何發展端視以下的要點：第一，香港能否出現具代表性並凝聚港民的核心政黨或人物；第二，港民對於香港特區政府的不滿有多深；第三，港府是否願意透過對話進行和解並化解有關於修訂逃犯條例引發歧見；第四，香港的自由貿易港地位是否持續獲得國際投資者的高度支持；第五，北京政府在香港政經發展所扮演的角色，這些皆是可能成為未來關注香港政治發展的焦點。
反送中事件後港府面臨之問題
無論反送中運動未來如何結束，香港作為自由港地位或國際金融中心角色勢必受到影響。儘管反送中運動佔據香港新聞版面，並且部分公共設施與交通系統受到破壞影響，香港民眾多對於反送中運動抱持樂觀與支持態度。另一方面，香港對於未來政制改革可能更為悲觀，認為民眾在面對政府的無力感與中央透過立法會主導香港政制發展，這讓未來港府需儘速化解民眾對於港府的不信任感，並在陸港融合過程當中解決雙方民眾間之歧異。
香港的「反送中」運動已從政治領域影響到經濟乃至於社會領域。從2014年的雨傘運動到2019年的反送中運動證明，民眾運動可以迅速且不可預測性結合起來，這已是香港未來經濟前景所面臨之風險。加上香港人口老化，多數人口無法負擔高價的房地產，香港菁英也可能積極考慮移民並付諸行動。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應會在10月所發表的《施政報告》當中，提出住房、青年發展等深層次社會問題，藉此消彌貧富差問題，希冀挽回港民對於港府的信任度。
在社會上，香港與大陸之間的往來，雖然讓香港與大陸之間逐漸融合，但也造成許多糾紛。例如，在2013年時，北京大學孔慶東與香港網民之間的狗與蝗蟲論戰、奶粉、雙非等問題，之後也出現香港幼稚園湧現「雙非」家長潮，出現「雙非」家長不滿面試只設廣東話問答而爆發衝突。究而言之，香港自從回歸中國大陸之後，香港與中國大陸內地交流更為緊密。兩地正透過CEPA與粵港澳大灣區計畫進行經濟層面的整合外，兩地已建設多項交通幹線與鐵路，包括港珠澳大橋、廣深港高速鐵路等，以及建立密集的城際鐵路網路，並且將改進現有的口岸設施及增加通關口岸，勢將讓港粵地區民眾往來成為「一小時生活圈」，將增加未來中港居民的往來與融合。
北京現已動用人大常委會對《基本法》的解釋權來箝制香港民主發展，強調香港的政制改革必須等人大常委會確認後才轉交香港立法會審議，目的顯然要對香港政制改革維持主動權。可以這麼說，從香港政府發展史而言，2003年可以說是香港民主化發展關鍵性的一年。從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排行第五的曾慶紅主管港澳工作、香港政府二十三條國家安全法的訂定、香港五十萬人的「七一遊行」、從2004年開始實施的CEPA、一直到目前中國大陸屢次發表對於香港政策的談話來看，顯現中國大陸正透過經濟與政治兩套策略來約束香港民主化的發展，以CEPA與大灣區計畫推動香港進一步與中國大陸東南省分進一步整合，藉由在《基本法》當中的模糊地帶，以法律的名目來達成政治上之動能。
香港的反送中運動已成為香港政治社會發展的重要里程碑，不但使香港民主派能量延續至2022年特首選舉，同樣的也使得中共中央，藉由港府直接對香港的政治社會進行干預。北京目前的對港策略，顯然是在香港議題上維護主動權，藉以對港民宣示北京才是最終且最高的權力者(the Big Boss)，讓「穩定」更重於「兩制」。
刊登於組國文摘，期數待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