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6屆慕尼黑安全會議日前於德國召開。而中國人大外事委員會副主任委員傅瑩回應美國眾議院議長裴洛西的「華為威脅論」與輸出「數位專制」提到，中國改革開放後引進西方的科技，但中國迄今仍保有原有的政治體制。但為何將華為的5G科技引進西方，就會威脅西方的政治制度？
刊登於旺報，2020/02/26
其實，裴洛西只是表達長期美國對於中國治理模式的疑慮。去年5月美國眾議院情報委員會，曾就中國的「數位威權主義」進行聽證會。會中肯定大陸在人工智慧、機器學習與人臉辨識的發展，但北京卻將這些科技用於社會控制，並將這些科技與控制方法輸出至其他國家。
科技改變治理模式
而華為威脅論所延伸即是「科技威脅論」，究竟科技是否能夠威脅國家政治體制？一篇在2020年《外交事務》文章即說明這樣的看法。該文認為新科技可為統治者提供新的治理方式，並且威權政府正在進行轉變，利用新科技來改造現代威權主義。北京正利用網際網路、社群媒體、人工智慧、大數據分析與決策來提高政府的預測與控制能力。
但美國大型科技公司仍先後前往中國開拓市場。Google2017在北京建立AI研究中心並與騰訊建立合作關係；微軟在大陸擴展數據中心並協助建構Windows 10的中國政府版；Amazon的雲端服務僅次於阿里巴巴；蘋果著名的手機雖在加州設計，但在大陸生產；連Facebook雖未能進入大陸市場，但祖克柏也多次表示期望進入。美國公司多出於商業利益現實原則，而非民主價值或國家安全選擇中國市場。
無論是美國眾議院聽證會或裴洛西的看法，皆符合對於非民主政府的傳統想像，但忽略從「維基解密」的史諾登事件以來，美國與西方國家對於監控的各種形式，以及中國治理模式的變化與結構的轉變。
在西方國家，企業或政府利用網路進行文本的情感分析，圍繞特定問題並引導情緒進而減少負面情緒，政黨也會付費蒐集輿論或社會事項的數據，以利於在選舉活動當中辨識選民。反對此種觀點者認為，可能會影響民眾的參與及公民審議，支持者認為有助於讓民眾多瞭解公共政策促進選民監督。
政治觀決定安全觀
裴洛西沒看到的是，科技正促成大陸治理模式轉變。例如，在全球「開放政府」的理念下，從2004年即推動非機敏資訊的開放，以及Web2.0 利用以及其他政策方面進行變革，也在國家發改委下設置國家信息中心，提供資訊整合與利用資訊的政策規畫。
傳統的以國家為中心的安全觀，認為國家享有公民的效忠與擁有最高的決策權，從而建構國家中心的安全邏輯。晚近的批判性安全則在提出不同的思維，質疑國家中心主義並審視安全背後的政治觀點，認為安全應是基於共同的人性想像共同體而非主權國家，不同的安全觀來自不同的政治觀，會出現不同的威脅。
科技為一體兩面的工具。數位科技一方面可以提高政府施政效率，或成為防範犯罪問題或恐怖攻擊挑戰的能力。另一方面，也可以成為侵害人權或損害民眾隱私的工具。而科技是否威脅體制，已經成為美國與中國之間語彙的交鋒，也成為美國接下來將以立法與行政命令方式，限制有關監控相關科技賣給大陸的基礎立場。美中之間的科技戰，會是一場持久戰。
刊登於旺報，2020/02/26
